近一段時間以來，歐債危機的壓力有所緩解：主要債務國融資成本較去年大幅下降，歐元區解體等系統性風險基本消除。表面上看，歐洲在危機發酵3年半后終于迎來了喘息之機，但從基本面看，歐元區所有國家的公共債務比例依舊呈上升趨勢，債務問題仍將長期困擾歐洲，并給經濟增長留下嚴重的“后遺癥”。　

    首先，歐洲金融體系流動性不足，經濟增長缺乏信貸支持。在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中，歐洲銀行因持有大量華爾街“有毒資產”遭受巨額虧損。在隨后爆發的歐債危機中，又因持有的債務國債券貶值而遭受“二次打擊”。目前，歐洲銀行普遍面臨嚴重的資金短缺。歐洲國家政府由于赤字問題，不但無力救助銀行，同時為規避銀行業風險正加緊實施《巴塞爾協議Ⅲ》，要求銀行一級資本充足率達到3%，這進一步降低了銀行的借貸意愿。根據歐洲央行最近發布的數據，歐元區銀行對私營部門的信貸規模已連續12個月下降。歐洲銀行問題與主權債務問題交織，解決難度非常大，且債務國未來可能發生的債務重組將加劇銀行的損失，信用緊縮局面短期難以改觀，這將成為制約經濟復蘇的“瓶頸”。

    其次，忽視研發創新，競爭力下滑趨勢加劇。進入21世紀以來，歐洲一直受競爭力下滑的困擾。2010年，歐盟曾在新頒布的《2020戰略》中，明確提出研發創新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平均每年都要達到3%。但在債務危機的沖擊下，各國忙于緊縮財政，創新問題長期被忽視。根據歐盟最新的統計數字，2011年，歐盟研發經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僅為2.03%，27個成員國中，僅丹麥和馬耳他實現了既定目標。未來數年，由于公共債務和“財政契約”的限制，歐盟各國的財政政策總體上仍然偏緊，能用于刺激研發的資金有限，這意味著創新困境難有改善，這從根本上決定了歐洲經濟增長將缺乏“引擎”。

    第三，政治與社會形勢不穩，增長潛力被削弱。目前，歐洲國家的結構性改革尚未到位，要徹底解決債務問題，進一步改革勢在必行，這必然會對增長帶來一定負面影響。一段時間以來，改革的陣痛已經引發歐洲民眾的抵制，罷工、游行成了“常態”。與此同時，各國主流政黨的支持率普遍下滑，邊緣化小黨打著“反改革、反緊縮”的旗號得勢，歐洲政壇呈現“碎片化”態勢。政治亂局和政治僵局不時出現，不僅影響政府決策效率，同時抑制企業投資信心。據統計，當前南歐國家的外來投資水平僅為危機前的一半，而歐元區的失業率則不斷創歷史新高，希臘、西班牙青年人失業率已經超過50%。歐洲輿論強烈擔憂，青年人長期失業將導致其喪失勞動技能，損害國家長期增長潛力。

    危機帶來的傷痕，是否將給歐洲經濟帶來“失去的十年”，有待進一步觀察。